公務員需要中庸的個性和處事方式?


經驗之談:公務員需要中庸的個性和處事方式?
近年來公務員考試正在不斷升溫,越來越多人開始參加這項難度越來越大的考試。但也要許多人對這項考試表示不理解,為什么要這樣考察應試者,這樣的考察能體現出誰更合適當公務員嗎?其實公務員考試無論從出題角度還是出題目的上看,都是為公務員所需素質而度身定做的,筆者認為從事公務員工作首先需要“中庸的個性”,而“中庸的個性”與公務員考試又有什么樣的關系呢?以下國家公務員考試網(www.gjgwy.org)將為大家一一論述:
中庸的個性和處事方式――對應題型:申論題、面試題
首先談一談“為什么公務員需要中庸的個性和處事方式?”
(1)民族因素:自古以來,中國人就強調中庸之道。中華民族自古就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處處總是以和為貴,不愿意輕易與別人發(fā)生沖突。古代的例子就不詳談了(因為太多了),就拿當代我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和平崛起”等一系列主張就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的中庸之道。因此從宏觀角度來看,政府已經是在用中庸的處事方式來解決許多國際問題。同時從微觀角度來看,公務員是代表國家去執(zhí)法的,執(zhí)法的特點之一就是要求執(zhí)法時要與社會常理相一致,而中國的社會常理中就包含了中庸之道,因此公務員需要中庸的個性和處事方式就不足為奇了。
(2)黨的歷史因素:在黨的歷史上,內部曾出現過兩種錯誤:一種是王明為代表的“左傾主義”,一種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主義”,前者是一種激進的處事方式,后者則是一種消極的處世方式。歷史的經驗教訓已經證明了過左過右都是不對的,都會給黨的執(zhí)政帶來不利的因素,屢次黨能夠度過難關,靠的也是一種中庸的處事方式,不過左也不過右。在這里請大家不要誤解的是,真正的中庸并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是在尊重客觀事實的前提下的一種積極的處事方式。因此總結黨的執(zhí)政經驗,中庸的處事方式(不過左也不過右)是最符合中國國情的,而作為具體執(zhí)行者的公務員當然也要有中庸的處事方式。
(3)工作特點:從執(zhí)法的特點看,公務員是握有較大的行政“自由裁量權”,如果處事方式不中庸很容易造成執(zhí)法尺度不一。比如城管大隊對路邊小販的執(zhí)法處理,有些執(zhí)法人員可能脾氣比較差,一看見路邊小販似乎就“義憤填膺”,干脆連人帶貨一起押上車,少數甚至又打又罵,其實處罰是要的,但更多還是要教育嘛。而有些執(zhí)法人員似乎天生就是個老好人,說什么:“算啦,看你生活也不容易,這次就放過你啦,下次不要這樣”,這不是明縱容他們嘛。所以過左過右造成執(zhí)法尺度不一都會影響公務員執(zhí)法效果。中庸的處事方式是既適當處罰也積極教育,這樣一方面能達到較好的執(zhí)法效果,又有利于社會和諧。
請大家要注意,國家公務員考試網(www.gjgwy.org)要再一次強調,中庸不代表什么都不做,不代表天天喝茶看報紙無所事事;也不代表事不關己,己不操心。那是舊的,腐朽的,假的中庸觀點。新的,真正的中庸,筆者認為是八個字:“適可而為,勇而為之?!?/FONT>
這個原則尤其在面試中尤其重要,下面國家公務員考試網(www.gjgwy.org)給大家講幾個面試題大家就會明白了。先解釋一下“適可而為”,就是你只做與你身份、職責相適應的事情。筆者有個朋友考了某省的選調生,現在在某鄉(xiāng)鎮(zhèn)做公務員。有次吃飯他講了這樣一個例子:他們鎮(zhèn)的鎮(zhèn)委書記不大會講普通話,所以在開會時常常委托鎮(zhèn)的宣傳部長幫他讀發(fā)言稿,有一次他轄區(qū)內的一個村被評為模范村,有電視臺要來采訪,村長這下可高興了,于是整理好行裝后就趕去了記者招待會現場,沒想到到場后,那個宣傳部長竟然習慣性地“自動自覺”替書記念了發(fā)言稿(這里不知道他是有意還是無意),結果大家都以為宣傳部長是鎮(zhèn)里的書記。第二天宣傳部長就上了電視和報紙,接受廣大群眾的贊揚。書記心里當然是痛苦啊,在鎮(zhèn)里兢兢業(yè)業(yè)辛苦工作了十幾年才有了一點成績,好不容易有個機會上一下電視,希望自己的努力能被認同,那十幾年的辛勞也就值得了??墒潜贿@個不知好歹的家伙~~~~~哎!后面的結果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或許宣傳部長后面的日子也不會好過。后來筆者在某省的公務員面試題中見到這個例子所改編的一個題目,問的是如果考生是鎮(zhèn)委書記的秘書,發(fā)現宣傳部長“越權” 發(fā)言了,現場你怎么處理這個情況。最佳答案當然是要“中庸”的,即要維護書記的權威,同時也要讓宣傳部長能下得了臺。這里體現的就是作為公務員要“適可而為”。
“勇而為之”,就是該你擔責任,維護集體利益尤其是領導或組織的權威的時候,你要勇敢地站出來。有一次某市國土局長去到鄉(xiāng)村視察農轉非的問題,在農田邊經過的時候被當地的一群群眾圍住了,問為什么要拆他們的房子。事實上這些農民并不懂國家相關法律,非法占用農田建房子,而且所建房子不符合安全標準,依法是要拆除的。但這時候面對情緒激動的群眾,局長一時也無法解釋清楚給他們聽,結果被圍困了。隨行的秘書因為走在后面,沒被圍住,這時他很怕,竟然拋下領導,自己跑回村委會,找村長幫忙。他自以為他自己很聰明懂得脫身找人幫忙,但實際上等到他叫到人來幫忙解圍,局長已經被圍困將近一個小時,危險指數已經五顆星了。這個例子后來也曾被改編成一道公務員面試題,就問考生如果你是那個秘書你怎么處理。這道題最佳答案是:自己加進去,跟大家說你是負責人,有問題你留下來解釋給大家聽,并假意讓領導回去單位拿文件來核實一下情況,讓領導迅速解圍,又不影響群眾情緒。領導回頭肯定會回來救你。而你不是直接關系人,領導才是真正的危險對象。最后就算真的危險你就老實說你只是秘書,村民也不會把你怎么樣。
其實好多面試題都來源于真實例子,考察考生在實際的場景中,所做的反應符不符合公務員素質的要求。在面試中是如此,幾乎所有的最佳答案都是中庸的,過左過右的做法通常得分極低。在行政術語中,“中庸”其實就是要“統(tǒng)籌兼顧”。因為面試題中常常就是給出兩個都需要兼顧的利益,看你如何巧妙地“統(tǒng)籌兼顧”。
至于申論題,更是要體現出中庸的味道方為上策。因為在申論考試中,影響考生分數提高的一大障礙,便是考生所提出的解決問題的對策往往可操作性較差,究其原因主要原因還是在對策上不夠“中庸”。比如有些考生在談到明星逃稅的問題時,就極力強調要加重刑事和民事處罰,讓媒體暴光引導公眾對其道德譴責等等。就上面的例子而言,首先嚴刑重法并不是一個法治社會所需要的;其次法律不是針對明星而專門設置,是對應整個社會的;再次如果政府引導媒體暴光其行為似乎容易有侵犯公民隱私權的嫌疑。所以考生“想出來”的許多對策在現實中是不會被政府所采用的。因為許多考生在看到自己深有感受的一些話題時,往往是以自己的角度去分析解決問題,忘記了在考試中是讓你以一個公務員的身份,用公務員的思維和角度去分析解決問題。公務員是代表國家,不是代表自己,處事要拋下個人喜好情緒,“中庸”地提出解決辦法,才會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因此,在申論考試中,考生要懂得身份的轉換,恰當的提出較“中庸”的對策,方能與現實相符合,從而獲得評卷老師的認同,取得較高的分數。
同時需要指出的是面試與申論有許多共通性,都是對事物矛盾的分析和解決,只是面試要求語言更簡練概括,申論就論述得比較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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